诉讼离婚的困境：自愿步入婚姻，却难以脱身

感情破裂的判定难题

阿曼经历了两次起诉离婚，仍未获得法院支持。从2022年到2024年，近两年的离婚官司让她心力交瘁。阿曼的离婚案立案就波折重重，其丈夫在外省监狱服刑，第一次起诉时在阿曼住所地的法院，经过反复沟通才实现线上庭审。第二次选择在经常居住地起诉，法官劝其撤诉，好在律师据理力争，最终通过监狱内的科技法庭线上庭审才得以推进。阿曼与丈夫的婚姻持续20年，男方服刑8年。他们经朋友介绍结婚，育有一子。男方在狱中来信忏悔过去的错误，阿曼也曾鼓励他安心服刑。然而，第一次审判法官依据信件判定两人感情未彻底破裂，驳回阿曼离婚请求。半年后阿曼再次起诉，男方虽不再反对离婚，但想女方等他出狱再离，并争夺女方入狱后购置的房屋。这次，法官仍不准予离婚，理由是两人结婚多年、育有一子且男方不同意离婚意愿强烈。作为婚姻家事案件律师的唐一菲对此结果感到意外。她认为大多数提出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已对婚姻死心，不同意离婚的一方也未必存情，更多是执念。但在判决中，只要未被认定“感情确已破裂”，当事人就需再等一年，收集分居证据，再次提起诉讼。“感情是否破裂”一直是衡量婚姻能否持续的标准。相关法律不断修订，法定情形有所变化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如何认定感情破裂始终是个难题。

漫长的离婚等待

包惠在拿到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决书后，为第二次起诉做准备。她面临着收集分居证据的难题，尽管早独自居住，但因生意忙碌难以证明。而且，为收集证据不见儿子让她焦虑，她甚至表示少分财产也想尽快离婚。包惠决定离婚并非易事，她年过40，认为离婚羞耻，母亲也不支持。她与丈夫白手起家，却长期忍受丈夫的管束、猜疑和暴戾。丈夫不许她与异性交往，怀疑她出轨，自己却与店员暧昧。包惠经历过被掐脖子、丈夫在争吵中危险操作等恐怖事件，决心摆脱这段婚姻。包惠的离婚诉讼原本适用简易程序，因法官生病转为普通程序，加上诉前调解，她经历大半年才迎来半小时内结束的庭审，并获得第二次起诉的机会。等待期间，她多次与丈夫沟通协议离婚，却被不断戏耍。漫长的诉讼程序让她痛苦不堪。

拖延：一种无奈的策略

唐一菲的当事人通过诉讼离婚通常需至少一年半，她对此表示不解。近年来，我国离婚率先升后降，离婚纠纷案件数量上升，而法官人数减少，基层法官压力巨大。判决离婚需投入更多时间处理财产分割等问题，且风险较大，因此法官在第一次起诉中倾向判不离，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双方缓冲余地，但对于遭受家暴的一方，拖延本身就是伤害。

二次起诉的准备与波折

陈若莲在遭受严重家暴后决心离婚，第一次起诉时提交了相关证据并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却被驳回离婚诉求。在等待第二次起诉期间，她遭受男方骚扰，而男方在第二次起诉时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拖延时间，并转移财产。最终，陈若莲虽获得离婚判决和女儿抚养权，却背负债务，几乎一无所有。

被忽视的家暴问题

旁听过众多庭审的贺欣认为法官很“职业”，需依据证据而非单纯共情。在离婚案件中，女性原告占比高，但女性的表述方式常处于劣势。贺欣研究发现，法院很少认定家暴并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，实际判决中为安抚不愿离婚的一方，想离婚的当事人往往需在财产和抚养权上让步。

抚养权与财产的争夺

杜雯因丈夫重男轻女、对孩子不管不顾、出轨等原因决定离婚，两次起诉均未成功。第二次起诉时，双方在孩子抚养权和财产分割上僵持不下，法官询问杜雯的态度，杜雯坚持依法判决。杜雯经济实力弱，希望为孩子争取更好条件，但离婚诉讼困难重重，她失望之余决定继续第三次诉讼。

制度影响下的离婚困局

法院受现实情况和行政制度影响，在离婚案中追求效率和维稳，形成“首诉不离”“拖延判决”等做法。这影响了律师的工作方式和当事人的选择。尽管存在困难，但制度层面在不断完善，更加注重保护婚姻中经济弱势一方。贺欣认为女性在离婚诉讼中常处于弱者地位，需立法和制度改善来促进社会平等和谐。